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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佩琦:国民党东北最高军政部门的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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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4 12:03: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84年6月,葛佩琦的老战友和入党先容人刘子久赋诗一首: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这四句诗,概括了葛佩琦的履历与性格。

葛佩琦的一生,舍生忘死、光明磊落。他多次受党的指派,不计个人安危,长期在国民党军政机构从事地下工作,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襟怀开阔,坚信真理,以崭新的姿态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爱国青年学运先锋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1911年9月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仁兆镇淖泥沟村。这是一个八口贫寒之家,父母膝下育有弟兄五人和一个妹妹,仅靠三亩半地维持生存。葛佩琦自幼聪慧勤学,放牛放猪之时也手不释卷,埋头苦读。

1929年春节后,葛佩琦用一条小竹扁担挑起行李和书籍,背井离乡,考取了黄县崇实中学(现为龙口第一中学东校)。这所学校由基督教会兴办,校长是美国传教士浦其维。1930年5月,同砚们发起纪念济南“五三惨案”两周年大会,但是活动中“向国旗鞠躬”的举措遭到校长的反对。全体同砚爱国感情高涨,坚决冲破拦阻,毅然向国旗行了三鞠躬礼。校长翌日就公布学校停止上课,予以遣散。

葛佩琦并没有因此放弃求学,而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抱负,决定到更远的北平去读书。他拿着父亲东借西凑的15块钱,带着母亲做的一双布鞋和一套粗布白裤褂,依旧用小扁担挑起行李和书籍,从龙口渡海北上。他站在破浪前行的轮船上,面对广阔无垠的大海,心中油然升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豪情。

到了北平,葛佩琦举目无亲,凭着坚强的毅力,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存。他经人先容,在工厂的汽车房里当学徒,天天两顿窝窝头,每月1元零花钱,没有工资。1930年9月,葛佩琦在以前老同砚的资助下,插班进入私立祟实中学(现为北京第二十一中学)初中三年级。为了筹措学费和米饭钱,他到校长开办的羊奶场做送奶工。羊奶场负责给他交学费,每月另发工资3元。葛佩琦天天清晨4点起床,骑着自行车,将40多斤羊奶分送到北京东单、东交民巷一带的用户家,8点钟进讲堂上课。下战书4点下课后,再按原路线送一趟羊奶,返来上晚自习。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工作之余,他争分夺秒受苦求学,用两年的时间就读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于1933年暑假越级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此后两年,他或当家庭西席,或到中学教课,依旧勤工俭学,发奋苦读。

葛佩琦入学北京大学之初,埋头学习,很少过问政治。但他日益感到同砚中洋溢着五四运动的精力,校园里弥漫着关注时局的浓重氛围。社会主义、资源主义等等问题不绝于耳,国民党、共产党种种讨论此起彼伏。他在中学时就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渐渐对时政产生了兴趣。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妥协退让,对内镇压革命。中国共产党则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招呼停止内战、同等抗日,发动天下大众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两相对比,葛佩琦深刻认识到必须积极向共产党靠拢,执行抗日民族同一战线政策。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清静的书桌。葛佩琦感到再也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同心用心专读物理书”,便参与发起了北京大学学生会,今后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渐渐成长为抗日救亡的先锋人物。

1935年12月9日,大张旗鼓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葛佩琦和同砚们走上陌头,散发传单,举行讲演,展开了抗日救亡大宣传。10日,北京大学学生会正式成立,葛佩琦当选为执行委员。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向导下,北平市学联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2月16日凌晨,国民党武装军警困绕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大肆抓捕爱国学生。站在游行队伍最前排的葛佩琦首当其冲,被抓进警察署“过堂”。面对强加给学生的“造反”罪名,葛佩琦义愤填膺地说:“是!我们是要造反。我们要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要造汉奸卖国贼的反!”当对方要他跪下时,他怒斥道:“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我是堂堂大学生,是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甘心站着死,不肯跪着生!”几天之后,关押在监房里的北大学生,由学校当局保释回校。经过这次狱中斗争,葛佩琦更加坚信,要抗日救国,就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向导。

1936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和学联指导平津学生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冒着凛冽的寒风,向大众流传抗日救亡的火种。宣传团回到北平后,于2月1日召开全体团员大会,公布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葛佩琦成为民先队的第一批队员,在中国共产党向导下,更加积极地投身学生运动。

3月底,北京大学学生会被勒令“停止一切活动”。6月初,学生们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葛佩琦当选为21名委员之一。在民先队的鼎力大举支持和绝大多数同砚的拥护下,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工作。12月11日,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正式成立,葛佩琦当选为副主席。

1937年6月,葛佩琦从北京大学物理系结业,获得学士学位。他没有去中学教物理,而是相应党的招呼,参加抗日斗争。北平各大院校的学生在西山联合举办军事夏令营,葛佩琦专程去听课,学到一点游击战常识。

1937年7月底,北平和天津先后陷落。葛佩琦怀着十分极重的心情,和一批同砚辗转前往南京,参与组建“南京平津流亡同砚会”,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同砚会中有中共地下党员二三十人,做了大量利于抗战的工作,比方组织战地救护队,从淞沪火线救回大批伤兵;组织宣传团,演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民族同一战线政策;资助大批青年学生到后方或延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游击驰骋豫东

为了奔赴抗日战场,葛佩琦担当了国民当局军事委员会南京青年战地服务练习班的培训。1938年2月,他和战训班同砚共100人抵达河南郑州。第一战区司令主座兼河南省主席程潜委派他们为民运指导员,分配到各县工作。葛佩琦和共产党员王振鸿、刘野亮等40人,主动要求到靠近抗战火线的商丘地区。他们的任务是根据“人不离省,枪不离乡”的原则,组织大众抗日自卫队;聚集抗日力气,保卫战区安全,支援徐州会战。

在出发之前,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八路军驻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同葛佩琦发言,指示他到豫东的主要工作是抓武装,并表示有事时可以联系。

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堤坝,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在其他各县民运指导员纷纷撤离时,葛佩琦留在商丘对峙斗争,他联合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和虞城县长蔡洪范,成立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网络国民党军队退却时遗留的枪支弹药,发起组织抗日自卫队。这支队伍吸取了一批青年农民和爱国学生,收编了几支地方武装,很快发展到五六千人的规模。在工农群众的配合下,游击队拔除了日军在陇海铁路线上的几个据点,收复两座县城。

6月下旬,葛佩琦派人前往洛阳,与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并向刘子久转交入党申请。8月的一天晚上,葛佩琦正在洛阳出差,刘子久来到旅社向他公布:“组织上已经正式答应你的入党申请,由于你是老民先队员,免除候补期,直接转为正式党员。”自一二·九运动以来,葛佩琦一直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现在终于实现了参加共产党的夙愿,心田感到无比荣幸,刻意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葛佩琦向刘子久报告了工作,刘子久代表党组织交给葛佩琦一个任务:“做好宋克宾和官兵的同一战线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同道率队进驻豫东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刘子久还写了一封先容信,要他交给彭雪枫。

1938年10月下旬,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来到鹿邑县。葛佩琦单独和彭雪枫见面,转交了刘子久的信件,报告了豫东地区的抗战形势。彭雪枫要他继续做好统战工作,并告知有事可以直接联系。1939年2月,彭雪枫率部进抵永城县书案店,开发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葛佩琦再次前往,提出想到新四军工作。彭雪枫对他说:“为了发展抗日民族同一战线工作,你留在宋克宾部,比调到新四军会起更大的作用。”

此后,葛佩琦隐蔽在国民党军队中,冒险开展抗日斗争。1940年春,他策动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所部2000余人反正。10月下旬,他又策动该军的三个师同时反正。

1942年,葛佩琦参加中共中心社会部向导的西安地下情报工作,担当赵耀斌(又名王石坚)的向导。他以“第一战区司令主座部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名义,携带配属电台,来到安徽界首,将悦昌恒商行作为联络据点,通过两方面的工作,搜集各种情报:派遣联络职员赴商丘、柘城、亳县等陷落城镇,百般搜集日伪军事情报;利用国民党少将参媾和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公开身份,与各路军政要员保持交住,暗中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摆设和调动信息。今后,葛佩琦在豫东、皖北乐成创建起一个比较美满的情报网络,联络范围远至北平、上海。来自陷落区的各类重要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我党在西安的地下情报组织。

1944年秋天,葛佩琦回到西安。他和赵耀斌、李年等人打着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团支部的招牌,共同筹办“西安研究书店”,以此为地下工作联络站,继续开展隐蔽斗争。

深潜敌营虎穴立功

1945年8月,抗日战役胜利。赵耀斌派葛佩琦前往北平创建地下工作联络站,为向东北转移作准备。葛佩琦利用以前和美国空军联络站创建的关系,搭乘美军飞机到徐州,然后乘火车到达北平。9月底的北平,随处是国民党吸收大员“五子登科”的景象,一片动荡纷乱。赵耀斌原本希望葛佩琦也能吸收一家敌伪文化单位,然后办一个报社或书店。但是葛佩琦并没有以国民党吸收大员身份作掩护,最后在绒线胡同西口租到一套大四合院,以住家为掩护,创建了联络站。

1946年春节前,赵耀斌在信中用暗语对葛佩琦说,“朋友们要到东北做生意,也给你入了股,你先留在北平,以便去东北”。大年初三,李年、王书鼐、邢国彦坐飞机来到北平。这三位同道都是埋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工作者,这次是受赵耀斌安排,准备和葛佩琦一同前往东北。

此时,国民党东北保安主座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也到了北平。他经过李年的先容,访问了葛佩琦,并对葛佩琦的工作能力十分赏识。几天之后,余纪忠委任葛佩琦为“东北保安司令主座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

就在葛佩琦动身去东北时,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登出一条消息:东北保安司令主座杜聿明下令在通辽枪毙中共党员29人。这显然是对中共地下党员的恫吓。但葛佩琦深知,东北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党组织派他到东北,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这是一个地下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共产党员要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为革命而死,无上光荣!想到这些,葛佩琦已经无所畏惧。他就是要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刻意,打入国民党东北最高军政部门。

到沈阳后,葛佩琦和“国民党东北行辕政工处第二科科长”李年、“沈阳警备司令部新闻处副处长兼东北通讯社社长”王书鼐、“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彦等地下党员,共同创建起一个情报小组。葛佩琦每次获得情报后,都是先通报给李年,再由李年的夫人何英芬译成电码,交由地下电台发报员发给赵耀斌。

葛佩琦在东北最初的职务是政治摆设理第一组组长,可以或许利用身份掩护,获得大量机密。国民党在东北各支队伍的番号、驻地、人数、体例等信息,均会报给主座部政治部,以便编成国民党在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这些情报,悉数经过葛佩琦之手,乐成为我党所把握。

1947年春,葛佩琦代表主座部政治部到安东(丹东)视察,向驻在该地的国民党军队参谋长了解摆设情况,查抄了新修的防御工事。他将这些情况,机密报给我党地下组织。

解放战役进入第二年,国统区爆发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急。1947年5月20日,南京、北平等地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毒害的“五二○”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西席罢教,运动灵敏席卷60多个大中城市。6月1日,北平学生发起游行示威,沈阳学生也筹划在次日游行相应。面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浪潮,国民党当局接纳一向严肃镇压的措施。国民党东北行辕指定主座部政治部、主座部第二处、沈阳警备司令部等单位构成“学生指导委员会”,研究对策。有人在集会上提出利用武力镇压学生的游行,葛佩琦等4人都参加了集会,坚决反对向学生开枪。集会决定当夜派军警逮捕各校的学生会负责人,葛佩琦一经散会,立刻机密通知东北大学的3名进步学生,资助他们连夜逃走追捕。

1947年6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进入第二阶段,发起了四平攻坚作战。国民党第71军军长陈明仁指挥队伍据城死守,战事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6月底,国民党东北保安主座部构成进步指挥所,以郑洞国为前敌指挥官,从沈阳挥师北上支援四平。葛佩琦时任指挥所新闻组组长,发现了一同进步的第93军炮兵团和战车营的动向。在队伍进至铁岭、昌图一带宿营时,他将有关情报用军用电话报给了李年。由于事先对敌情估计不足,东北民主联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仍未打下四平,只得退兵。葛佩琦进入四平城内,代表进步指挥所向陈明仁表示慰问。陈明仁对他说:“共产党的特务无孔不入,他们夜间爬到工厂的高烟筒上,打信号弹,给城外共军指示打击目标。”葛佩琦闻言故意说道:“共产党的特务确实有办法,偶然他们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还不认识他们!”

见义勇为对峙斗争

1947年8月,国民党东北军政机构重新编组,原保安主座司令部撤销,职权业务并入东北行辕。葛佩琦调任国民党中心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负责管理东北的新闻出版机构和宣传事宜。

深入敌人营垒开展隐蔽斗争,纵然有国民党少将的头衔作掩护,也随时会有被捕杀头的危险。葛佩琦常常提示自己,伴敌人如伴虎狼!他为自己订定的举措守则是:要静如处女,动如脱兔;要机警、大胆、沉着、审慎。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1947年9月底10月初,由于北平情报站的工作失误,中共北方地下情报系统遭到国民党保密局的大肆破坏。赵耀斌在西安被捕,葛佩琦与上级的单线联系停止。赵耀斌向导的华北、西北、东北情报组织也受到极重打击。国民党特务系统弹冠相庆,吹捧“搞垮了中共半壁江山”。

李年、王书鼐、邢国彦也同时被捕,但此时葛佩琦并不知道北平、西安等地发生的紧急事态。他暗自考虑,沈阳这个情报组织已经被破坏,自己是否袒露了身份?要不要立刻转移?还是坚守岗位,营救同道?如果黑名单上有了自己的名字,跑是跑不出去的;如果没有,也不会由于营救同道而被逮捕。

“既入虎穴,何须怕虎?”葛佩琦经过多方探询,得到三位被捕同道的关押所在。他立刻通知他们的眷属送饭送衣,并全力设法营救。1948年1月,李年等同道被押往南京,营救工作遂告一段落。

值得光荣的是,葛佩琦的身份一直没有袒露。但是他和赵耀斌的联络已经断绝,情报发不出去。而此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节节败退,沈阳解放已成定局。在这一段时间里,葛佩琦固然不能继续做情报工作,但还可以顶着“国民党中心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头衔,利用旧有的社会关系,做些有利于革命的其他工作。

1948年2月,东北大学有几名进步学生被逮捕,葛佩琦利用手中职权将他们保释出狱。当沈阳城内一些穷苦的山东同乡失去生计时,葛佩琦以山东同乡会理事的身份向一些大户募捐,并暗地动员失业同乡到解放区参加生产。在沈阳解放前夕,葛佩琦多次调集沈阳各报社的进步编辑和记者开会,要求他们揭破国民党当局抓壮丁、拉民夫、抢征农民粮食等苛政。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葛佩琦坐上马车经过山海关前往北平,一起上看到红旗飘飘,想到革命的旗帜上有自己的一滴血汗,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

编辑 刘佳妮

泉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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