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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吴宏岐 阮宏 | 近代西文文献所记“浩官炮台”位置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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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5 11:36: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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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宏岐

历史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广东历史地理研究会副会长、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

阮宏

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历史城市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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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初次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摘要:见于近代西文文献纪录的“浩官炮台”,是鸦片战争前后广州城东南珠江沿岸的一座告急炮台,对于其位置所在向来有差别说法。本文通过对相干中西文史料纪录和地图文献的细致考证,否定了定功炮台说、赤岗塔附近说和永靖炮台说三种观点,以为这座炮台大抵可以确定在今琶洲岛西端磨碟沙公园以东的台地一带。同时,分析了“浩官炮台”的中文名称与建置年代问题,以为其正式的中文名称是猎德炮台,始建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道光二十二年(1842)就被彻底废弃,前后只存在了约25年的时间,选址不当是这座炮台被废弃的最主要原因。

关键词:浩官炮台;猎德炮台;洲岛;建置年代;废弃原因


所谓“浩官炮台”,即近代西文文献中所纪录的“Howqua's Folly Fort”(一般简称为“Howqua's Folly”或“Howqua's Fort”,在有些地图中则标注为“Howqua Fort),是鸦片战争前后广州城东南珠江沿岸的一座告急炮台。《中国丛报》在1836年曾刊载文章专门先容了这座炮台,并不时交互使用了Howqua's Folly”“Howqua's Fort”这两个词汇。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曾经攻占过“浩官炮台”,但在诸多反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西文史料文献中,却对这个炮台只字未提,可见这座炮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就已被废弃。由于“浩官炮台”在中文史料中不见其名,只在部分近代西文文献中有所记述,故而一直未能引起国内同行学者的充实关注,甚至新近出书的专门研究清代民国广州城防、江防与海防炮台的研究专著对此炮台也无一语论及。以往虽然有个别研究者对近代西文文献中提到的“浩官炮台”有所注意,但对于其具体位置的判定却存在一些分歧意见,可大抵归纳为定功炮台说、赤岗塔附近说和永靖炮台说等三种说法。这些说法与实际环境均有所收支。


一、定功炮台说与赤岗塔附近说商讨


定功炮台说为闻名翻译学家寿纪瑜与历史学家齐思和所首创。他们在1957年合作翻译英人宾汉所著《英军在华作战记》一书时,就将原书中提到的“Howqua's Folly”对译为定功台(即定功炮台)。此种译法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如牟安世《鸦片战争》一书中即称“从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三日)英国侵略者重新挑起战争开始,虎门炮台、乌涌炮台在二十六日、二十七日相继失守,到三月三日(二月十一日)攻占定功台,兵临广州城下,为时不过七八天”。另外,新近还有人撰文论证说“定功炮台是鸦片战争前珠江两岸所建的系列炮台之一”,“就在猎德和二沙尾(二沙岛)的对岸,猎德、二沙尾中流砥柱与定功三个炮台可对局促航道中的敌船形成有利的夹攻之势”,并依据一幅大约拍摄于1869年前后的旧照片进一步判定“正对赤岗塔的江岸偏左(东)一点的地方有个短浅河涌的涌口,涌口左边的江岸就是定功炮台的位置,也是现今广州塔的位置(现在的江岸已经外移)”。

其实,从目前学者的考证统计成果来看,在清光绪从前广州府所属的番禺县及南海县境,并无定功台(定功炮台)之名。据张之洞在光绪十五年(1889)所撰《广东海图说》一书纪录:“中流沙炮台曰中流砥柱,在珠江北支江心,岸上两台,北曰绥远,南曰定功。凡三所,计三座,光绪六年从旧台改建,置洋炮一尊,余俱旧炮。”另据同治《番禺县志》纪录,中流砥柱炮台南面有东靖炮台,“在内河赤岗水口,安炮三十三位”,当时赤岗水口附近并无其他炮台。由此可知,定功台(定功炮台)当是在光绪六年(1877)由东靖炮台改建而来。至于东靖炮台,有史料明确说是“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工竣”,可见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竣过后新修建的炮台,与“浩官炮台”也并无继续关系。定功台(定功炮台)的具体位置,在广东陆军丈量局1920年6月编制的《广州市图》(图1)中有清晰标绘,大抵可以确定是在今赤岗塔以北、海心沙以南的珠江南岸的广州塔一带。但是定功台(定功炮台)在光绪六年(1877)才有其名,即使其前身东靖炮台也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才新建的,以是如将1841年3月英军打击目标“浩官炮台”Howqua's Folly或Howqua's Fort)对译为定功台(定功炮台),甚至进一步推定其具体位置是在今广州塔附近,显然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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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东陆军丈量局1920年6月编制的《广州市图》中的定功炮台


至于赤岗塔附近说,则是英国学者孔佩特新近提出的说法。孔氏在其《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1700-1900)》一书中曾论述过“浩官炮台”名称和位置问题:“珠江一带其他炮台的名字偶尔也会带上‘愚蠢’。赤岗塔附近有一座长方形炮台称为‘浩官炮台’(Howqua's Folly Fort,图10.19、图7.1),据称此炮台由十三行的商人浩官出资建造。鄙俚一英里处为怀念死去的律劳卑勋爵而命名的炮台名字中也带着‘愚蠢’”。其中提到的“图10.19”,孔氏特别加了如许的说明:“中国画家《浩官炮台》,约1820年,作于厄特曼纸上的水彩上有‘1816’字样的水印,143/4╳193/4英寸(约37.5╳50.2厘米),图片:马丁•格里高里画廊”“图7.1”即绘制于1841年5月26日的《标有英国兵舰的广州河流平面图》,孔氏注明“出自伯纳德编:《“涅墨西斯号”航程和历史记事》,1844年”。孔氏依据画作史料和地图史料推断“浩官炮台”的大抵位置,其研究思绪有可取之处,但所据史料略显单一,尤其是对地图上的相干地名之间的关系未作细致分析,所得结论天然不够精确。


二、永靖炮台说商讨


永靖炮台说为章文钦在1986年所提出。章先生曾据《中国丛报》第10卷第3期第5篇的相干报道摘译为《战争的进展;虎门之役;虎门及珠江沿岸各炮台被摧毁;双方同意停战和重开贸易》一文,译文中有1841年3月3日义律在黄埔所发的一篇通告,其中提到“昨天上午,一个伪装的炮台(位于黄埔岛东北角)向皇家船‘硫磺’号和一支水艇队开炮,厥后被艇上勇敢的水兵占领了。这个先遣队(名单另附)停泊在浩官炮台附近,该炮台亦已被英国所占领”。对于其中涉及的“浩官炮台”,章先生注释称:“即永靖炮台”。此说实际上与相干的历史文献纪录也有较大的收支。

永靖炮台,简称永靖台,又名永清堡炮台、红炮台。据清人顾炳章纪录:“永靖台,土名洲头嘴”,“北与省城太平门外十三行隔海斜对”。英国学者孔佩特也明确提到:“十三行对面的河南岛上有一座红炮台(Red Fort)”。可见永靖炮台(红炮台)当位于在今海珠区洲头咀公园一带。另据清人纪录,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英人“大兵船数只与水师营对炮,小兵船与三板数十只,冒险而进,于是水师营、西宁、永靖、海珠各炮台尽皆失守”。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也明确纪录,英军于1841年3月3日轻松地攻取了“敌人已在夜间放弃了”的“浩官炮台”(Howqua's Folly),又于当月18日“急速一连攻下沙面炮台,以及海珠炮台和东炮台,和红炮台,把中国海军武器库和广州城置于舰队的大炮之下”。英军攻取“浩官炮台”(Howqua's Folly)的时间与攻取永靖炮台(红炮台)的时间前后相差约半个月,显示这两座炮台确实不在一地,以是“浩官炮台”“即永靖炮台”的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


三、“浩官炮台”具体位置的重新考证


“浩官炮台”一名主要出现于近代西文文献之中,则对于其具体位置的考证天然必须从对相干西文文献的梳理开始。

《中国丛报》1836年8月的相干报道中曾对“浩官炮台”的位置特点有较为详细的先容:“从虎门到黄埔这段水道没有防御工事,不过,在一个十字江口处,把河流分成两条水道的岛屿上却有两座炮台,下边一座近黄埔,另一座在广州以南两英里。两座炮台都是创建在平坦的湿地上,其中一座叫作‘浩官炮台’,是建于亚尔塞斯特访问黄埔之后,在上边的另一座则肇基于六个月前,现在还未完成。”《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一书所收录的《中国人的军事技能和实力;军队的实况;炮台和武器;广州河上炮台的记述;中国的陆海军;作战方式;攻防武器等等》一文曾翻译了这段笔墨并在“另一座在广州以南两英里”句下作注说“即永靖炮台,化费大而筹划荒诞”,在“在上边的另一座”句下注释说“即大王滘炮台,或叫车歪炮台”。其中后一个注释显着有问题,因为从原文语义来看,所谓“在上边的另一座”是相对“其中一座叫作‘浩官炮台’”而言的,正是本段笔墨前面曾提到的“另一座在广州以南两英里”的那个炮台,即永靖炮台,1836年8月间尚在建设中,与嘉庆二十二年(1817)就已建成的大王滘炮台(即大黄滘龟岗炮台)无涉;而文中一开始就提到的“下边一座近黄埔”的炮台,正是背面所说的“浩官炮台”。

“浩官炮台”的位置与黄埔(即位于琶洲岛东端的黄埔村及黄埔旧港)较近,也有其他西文文献可以证实。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为了侵犯广东省城广州,曾对珠江沿岸诸多炮台的地理位置与防御设施环境举行过重点观察,其中就了解到“在黄埔的宝塔以上三英里,沙船江(Junk River)的南岸有浩官炮台(Howqua's Folly),是一座方形的修建,架着三十门大炮。这里江宽约八百码,再向上一千七百码,江流被一个长、低、长度略微凌驾一英里的岛屿分成两支。岛的东端有一座有三十六门大炮的炮台,中国人以故律劳卑的名字来称它。”。这里所谓的“黄埔的宝塔”,显然说的是位于珠江南岸、今琶洲岛(旧称黄埔岛)新港东路的琶洲塔,“长、低、长度略微凌驾一英里的岛屿”指的是今二沙岛。“浩官炮台”在琶洲塔以西三英里(按一英里为1609.344米计,约4828米),在二沙岛以东一千七百码(按一码为0.9144米计,约1555米),而赤岗塔则在二沙岛东南侧的珠江南岸,则显然“浩官炮台”的位置应当在赤岗塔东面的今琶洲岛(旧称黄埔岛)的西端。

值得注意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于1848年出书的《中国商务指南》一书中也数次提到了这个炮台:“有一个炮台,被称作浩官炮台(Howqua's Folly)或大沙头炮台(Taishatow pautoy),已往位于黄埔岛的西端,不过现在已经移到了对面的珠江北岸的猎德(Leeptuk)。律劳卑炮台(Napier's Fort),亦作新沙尾炮台(Sun Shame pautoy),与浩官炮台相对,位于Powder岛或大沙头(Taishatow)的东端。”另据英国人赖特记述:“英舰‘硫磺号’奉命行动,但黄埔岛西北尽头的‘浩官炮台’及其正对面的律劳卑炮台所举行的抵抗很薄弱。”这两条史料所记“浩官炮台”的位置大抵相同。

卫三畏和赖特的说法,也可从西人所绘反映第一次鸦片战争形势的有关地图中得出进一步的印证。在1844年英国人伯纳德《“涅墨西斯号”航程和历史纪事》一书附录的绘制于1841年5月26日、全称名为《Part of the Canton River Shewing the Position of H.M Ships, Comprising the advanced Squadron》(《标有英军先头部队舰船位置的广州河流图》)的地图上(图2),黄埔岛(即琶洲岛)的西端,清楚地标注有“Howqua Fort”字样,正是“浩官炮台”(Howqua's Fort)的略写。图中的“Howqua Fort”与东面的“Pagoda”(当即琶洲塔)、“Whampoa”(黄埔)同处于一个岛上,与西面的“Pagoda”(当即赤岗塔)之间则隔着一条Fidler's Reach(弗里德水道,即今黄埔涌),再西则与“Fort Napier”(“律劳卑炮台”的异写)隔着宽广的珠江对望。近代以来,珠江水道及其汊流黄埔涌的泥沙淤积日益严重,在广东陆军丈量局1920年6月编绘制的《广州市图》(图1)上,当时琶洲岛西端磨碟沙的西北方向就已形成大片新淤积的地皮。思量到成陆问题,近代西文文献所纪录的“浩官炮台”的旧址,大抵可以确定在今琶洲岛西端磨碟沙公园以东的台地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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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Part of the Canton River Shewing the Position of H.M Ships , Comprising the advanced Squadron》(《标有英军先头部队舰船位置的广州河流图》)(局部)



四、“浩官炮台”的中文名称与建置年代问题


“浩官炮台”的具体位置考证清楚以后,便可以结合相干中文史料,进一步探究这座炮台的中文名称与建置年代。

据《广东海防汇览》一书纪录:“猎德炮台,嘉庆二十二年建,属广州协左营西关汛。距本协二十五里,至新塘营沙河汛六里,下至赤河汛十里。外委一员,兵三十名。”原注引《司案略》:“嘉庆二十二年,总督蒋攸铦奏:番禺县猎德地方为各夷赴省往来总路,应请于此处设立炮台,为中权扼要。奏明于商捐准备炮台工料项内,动给兴建。”同书又载:“大黄滘龟岗炮台,嘉庆二十二年建,营制同。距本营一百二十七里,上至深井尾汛四里,下至顺德协右营三山汛八里,兵三十名,深井尾汛千总兼防。”原注:“嘉庆二十二年,总督阮元、巡抚陈若霖奏略:内港大黄滘地方有大河一道,南通香山,东南通黄埔、虎门,为商船之所必经。若由大黄滘直抵省城,即可不由东南之猎德,是仅建猎德炮台,不足以严两路流派。臣阮元亲身相度,大黄滘有小石山,土名龟岗,四周皆水,堪以添建炮台。”据此可知,嘉庆二十二年(1817)为了加强省城广州的江防,先后在珠江北路的猎德地方和珠江南路的大黄滘地方建设了猎德炮台和大黄滘龟岗炮台,其中猎德炮台是“奏明于商捐准备炮台工料项内,动给兴建”。关于“浩官炮台”的修建年代和得名缘由,英国学者孔佩特提到“人们还记得1816年在英国兵舰‘阿尔赛斯特号’途经珠江时炮台轰虎门要塞后建起的浩官炮台,在1832年仅仅一条船的海盗就占领了这座炮台”,所说“浩官炮台”建造时间与经费泉源环境,与《广东海防汇览》纪录猎德炮台的相干环境大抵相合。

另据《广东海防汇览》一书纪录:“中流沙炮台,道光十六年建。”原注:“道光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总督卢坤会奏言:广东省城水路东通外洋,向在省城东首设立炮台,为防盗御夷之备。惟东炮台迫近省城,其距省二十里之猎德炮台,又因河面淤沙,不甚得势……查得省城之东十五里,有中流沙地方,系外海入省必由河道,河心涨有沙涂,正当水路之冲……应于此处向东建设炮台,派拨兵弁,安设炮位。”由此可见,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至道光十六年(1836)间,省城内河东路只先后新建了猎德炮台、中流沙炮台这两座炮台。而根据《中国丛报》《英军在华作战记》等西文文献纪录,“浩官炮台”和“律劳卑炮台”正是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在省城内河东路重点打击的两座炮台。很显然,卫三畏《中国商务指南》一书中所说位于黄埔岛的西端的“浩官炮台”(Howqua's Folly)及与此炮台相对、位于大沙头的东端“律劳卑炮台(Napier's Fort)”或新沙尾炮台(Sun Shame pautoy),正分别是《广东海防汇览》所记嘉庆二十二年(1817)所建的猎德炮台和道光十六年(1836)所建的中流沙炮台。换句话来说,《中国商务指南》的相干纪录提供了“浩官炮台”的具体位置,而《广东海防汇览》的相干纪录却提示这座炮台的修建时间是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其正式的中文名称则是猎德炮台。

嘉庆二十二年(1817)在省城内河东路所建的新炮台并不在猎德村所在的珠江北岸,而是在珠江南岸的黄埔岛(即琶洲岛)的西端,但却接纳了猎德炮台这个名称,可能是因为当时所谓的“猎德地方”作为一个区域地名,其范围是跨有珠江南北两岸的,并不以珠江北岸的猎德村一带为限,故而修建于猎德村对岸的炮台也得以用猎德炮台来命名。这一推断,也可从同一年在省城内河南路修建的大黄滘龟岗炮台的命名环境得到佐证。作为小聚落名称的大黄滘(又作大王滘或大王漖)位于今广州城南、珠江南水道西侧的东塱一带,但当时作为区域地名的“大黄滘地方”则不但包括江中小岛龟岗,还包括今珠江南水道东侧的南石头一带,甚至于数十年后,在绘制于同治六年(1867)年从前的《广东水师营官兵驻防图》上,南石头一带新建的炮台也被标注为“大王滘东台”。

至于《中国商务指南》中又说“浩官炮台”的中文名称是“大沙头炮台(Taishatow pautoy)”,目前尚未找到可以佐证的中文史料。此书尚提及与“浩官炮台”隔江相对的律劳卑炮台(Napier's Fort)或新沙尾炮台(Sun Shame pautoy)也位于“大沙头的东端”。两座炮台都涉及大沙头这个地名,让人颇感费解。其实,在鸦片战争前后,由于泥沙淤积日益严重,新沙洲不断生长,珠江水域沙洲地带出现异地同名与一地多名征象相当广泛。道光十八年(1838)成书的《广东海防汇览》中所说的“中流沙”,在别的史料中即被称为“二沙尾”:“广东省河广阔,惟东路十里之猎得[德]、二沙尾,西南十五里之大黄滘河面稍狭,可扼守。”在1860年绘制的《Sketch Map of the Chu Kiang, or Pearl River》图(《珠江流域地图》)上,今二沙岛的位置标注为“大沙头”,可知《中国商务指南》中所说律劳卑炮台(Napier's Fort)或新沙尾炮台(Sun Shame pautoy)所在的“大沙头”,正是从前被称为“中流沙”或“二沙尾”、今称为“二沙岛”的江心沙洲。也就是说,中流沙、二沙尾、新沙尾和大沙头都曾是今二沙岛的旧名。以此推之,极有可能在“浩官炮台”(即猎德炮台)修建之初,黄埔岛(琶洲岛)西端沿岸因积沙较多,也曾有大沙头如许的名称,以是“浩官炮台”(即猎德炮台)还有“大沙头炮台”这个土名。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黄埔岛(琶洲岛)西端沿岸的沙洲已有磨碟沙这个地名,大沙头这个地名遂西移到中流沙(二沙尾),从而导致卫三畏在1848年编辑出书《中国商务指南》时出现了略显混乱的记述。

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卫三畏在《中国商务指南》中还提到“浩官炮台”“现在已经移到了对面的珠江北岸的猎德(Leeptuk)”。这提示嘉庆二十二年(1817)修建于黄埔岛(琶洲岛)西端的“浩官炮台”(猎德炮台)最晚在1848年就已被废弃。据《中国丛报》1842年2月的陈诉:“最近有五座新的炮台已竣工,其中有四座处于广州城与‘浩官炮台’之间的地方,另外的一座则位于澳门航道上。”另据《外国内河诸炮台图说》纪录,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在省城内河东路确实新修了四座炮台,其中“查东安台,土名猎德,番禺县属。坐北向南,与东靖炮台隔海对峙”“台内安炮三十五位”“该台系饬发正项改筑,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工竣”“查东靖炮台,土名赤岗,番禺县鹿步司属。坐南向北,与东安炮台隔海对峙”“台内安配炮位三十二位”“系饬发正项修建,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工竣”“查东固台,土名姚家围,番禺县鹿步司属。坐北向南,东至东安炮台四里”“台内配炮三十一位”“该炮台系饬发正项修建,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工竣”“查中流砥柱台,土名二沙尾,番禺县鹿步司属。建在海中,坐西向东,东至东靖炮台四里,西至东炮台十二里,北与东固台隔海斜峙”“四周安配炮位二十七位”“该炮台发正项改筑,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工竣”。在这四座炮台中,东靖炮台(土名赤岗炮台)、东固台(土名姚家围炮台)均是“发正项修建”,显然是新修建之炮台;东安炮台(土名猎德炮台)、中流砥柱台(土名二沙尾炮台)均是“发正项改筑”,则是在旧炮台故址根本上改建的。其中,中流砥柱台当是在道光十六年(1836)所建的中流沙炮台(律劳卑炮台,Napier's Fort)”旧址改建,至于东安炮台(土名猎德炮台),则可能是在1840前后所建的一个暂时性土炮台的旧址改建。在1840年前后,清军为了防御英军进犯省城,在“浩官炮台”(猎德炮台)和中流沙炮台(律劳卑炮台,Napier's Fort)一带还布设了用于拦阻英兵舰船的木排和协防的暂时性土炮台。有史料纪录说,1841年3月1日,“原建在上述炮台附近的跨江木排被拆除开,船只通过了”,英军才开始打击炮台。绘制于1841年5月26日的地图《Part of the Canton River, Shewing the Position of H.M Ships Comprising the advanced Squadron》(《标有由英国兵舰构成的先头部队位置的广州河流平面图》),正是反映第一次鸦片战争环境的历史地图(图2),图中“Howqua Fort”(“浩官炮台”)西北面珠江水道中,绘有清军在江中布设的木排并标注“Stake Bridge”;此图还在“Howqua Fort”(“浩官炮台”)更偏西北的方向、“Fort Napier”(“律劳卑炮台”)正北方向的珠江北岸,绘有两个方形符号并在旁边标注有“Battery”(排炮),显示的正是清军匆匆修建的一组暂时性土炮台。比对方位可知,这一组暂时性炮台中偏东的一座,位置相近猎德村,应当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告一段落伍清军改建东安台(土名猎德炮台)的根本。在省城内河东路新修的四座炮台中,东安台(土名猎德炮台)安炮35位,数量最多(东靖炮台、东固台和中流砥柱台分别是33位、31位和27位),应当是移用了“浩官炮台”(猎德炮台)的火炮,以是卫三畏在《中国商务指南》才会出现“浩官炮台”“现在已经移到了对面的珠江北岸的猎德(Leeptuk)”这个说法。不过,尽管《中国商务指南》出书于1848年,我们却不能简单地把“浩官炮台”废弃的时间推定在这一年。顾炳章所辑《外国内河诸炮台图说》备载道光二十七年(1847)从前广州地区修建的江防与海防炮台,并没有提及位于黄埔岛(琶洲岛)西端的“浩官炮台”(猎德炮台),可以推定这个炮台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改建省城内河东路的东安台(土名猎德炮台)之时,就被彻底废弃了。

嘉庆二十二年(1817)修建于黄埔岛(琶洲岛)西端的“浩官炮台”(猎德炮台),原来被赋予防御省河东路的重任,但在1841年3月3日抵抗英军进犯广州的实战中,并未发挥任何的作用,而且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就被彻底废弃,前后只存在了约25年的时间。推究其原因,虽然与中英军队军究竟力的悬殊有关,但炮台选址不当应是最主要的因素。《中国丛报》1836年8月的相干报道就曾客观地分析说:“这座被称为‘浩官炮台’(Howqua's fort or folly)的军事设施,安置在如许一个位置,简直是等同虚设,因为如果敌舰从它两侧的角隅发动打击的话,就会轻松攻占而自己不受损伤。即使敌人乘小船偷袭到它面前,它的大炮架得离水面那么高,发出的炮弹也不能给敌人造成任何伤害。”1841年3月3日的实战环境也确实说明了这一点,当时驻守此炮台的清军连夜“放弃了他们的防御工事”,退守到附近一座大庙中,而且“已经开始用一个架着五门大炮的新野战工事来掩护这座庙”。清军弃守“浩官炮台”而在其附近依托一座大庙另行抵抗的原因,可能正与这座炮台因选址不当而无法正常发挥防御作用有关。大概正是思量到“浩官炮台”(猎德炮台)在选址上存在严重毛病,难以有用发挥防御作用,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甫一竣事,便彻底废弃了这座炮台,而且以二沙岛为省河东路江防中心、珠江南北两岸为其两翼,通过新建与改建的方式,重新构建了由东安台、东靖炮台、东固台和中流砥柱台这四座炮台所构成的、可以起到相互协防作用的省河东路江防体系。


【注】文章原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年第1辑


责编: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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