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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采用王安石“仓法”,一味地“加俸养廉”,终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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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5 21:45: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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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9年,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主持下,北宋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场以经济为中心,涉及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其力度之大不但在当时,更对后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宋自建国以来,便十分器重吏治,上至统治者下至乡民都深受廉德教诲的影响,在全社会范围内构建起了涵盖思想、法制、社会等多个方面的丰富的廉政思想文化体系,此外,在当局层面还实验增俸益禄政策以俸养廉,北宋官员俸禄之优厚,在中国历代都是数一数二的。

可事实证实,北宋的高俸制并没有“养”出官吏们的廉,以熙宁为界,后期的贪官污吏远多于前朝,使北宋的贪贿之风肆虐,政治腐败也达到了顶点。下面,本文就将从熙宁“仓法”看宋代“加俸养廉”征象

一、颁布配景——贿赂成风的杂乱局面

1、重法治赃思想的指引

宋继五代浊世后而立国,为防止官吏贪赃之罪泛滥成灾、重蹈五代之覆辙,自太祖时起,就深刻熟悉到了贪官污吏罔顾国法肆意取财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

得出“吏不廉则政治削,禄不充则饥寒迫,以是渔夺小利,蠹耗下民”的结论,还订定了用重法管理贪赃活动的办法,并成为赵宋王朝治贪理赃的引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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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神宗时期,王安石同样十分器重对官吏贪赃之罪的防备惩处,在继续宋太祖严惩赃吏治国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以仓法治赃这一改革步伐。

正如他在《上天子万言书》中所云:“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这种利、礼、法并用的观点为仓法的施行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2、浊乱之源——重法施行迫在眉睫

在唐从前,官和吏经常互为通称,都是指国家的管理人员,在科举制度与职官制度逐渐完备的社会条件下,宋代成为一个官与吏分化明白的期间,“官”与“吏”的区别和对立变得更加显着和突出。

二者岂论在身份职位照旧报酬福利方面都相去甚远,中国历代官员俸禄数以宋代最为优厚,而小吏却要面对着低俸甚至无俸的窘迫局面,全然以捂扣、剥削为生,这为宋朝社会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怎样整理吏治之坏成为统治阶层亟待解决的难题。

与受朝廷直接受理的官员不同,吏又称胥吏,指掌管案卷、文书的小官,是各级官员自行聘用的,工资报酬一律由官员自行解决,因而他们的俸禄并不会很高,甚至还会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享受不到俸禄的情况出现。

正因如此,宋代各级公吏们才不得不从其他渠道捞钱,用沈括的话来说就是“无常禄,以受赇为生,每每有致富者”(《梦溪笔谈·官政》),导致搜索民脂民膏、盘剥百姓鱼、肉乡里的恶行时有发生,而这正是仓法施行的实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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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行——奖罚并重的法律体系

1、主要内容——进步报酬,增发俸禄

  • 仓法出台,拉开依法治赃大幕

宋神宗熙宁三年,王安石主持变法,在吏治方面,他将私吏欺取民财这一征象出现的根本缘故原由归结为“吏胥禄廪薄,势不得不求于民”(《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

为了改变这一违法害民的现状,王安石在推行变法时特设“吏禄”,将公吏的报酬也纳入了国家给付的范畴,盼望能通过增支俸禄来减少公吏贪赃枉法的大概性。

仓法一开始仅仅只是针对于仓吏而言。熙宁三年八月,神宗天子发现仓吏克扣欺盗军粮严重,因而采取王安石发起颁布诏书,下令建立“仓法”,亦称“重禄法”,拨出一大笔专款给吏人发放“吏禄”,并将其广泛推行于京师各官府及监司、诸州吏人,要想通过给仓吏以厚禄的方式,从源头上减少贪污征象的出现。

  • 范围扩大,重禄之利遍及乡野

随着熙宁变法的推进,北宋当局财力、物力逐渐增强,国库也不断丰盈起来,开始有充足的财帛供给更多的官员,仓法的对象也逐渐由管理军粮的仓吏扩展开来,涵盖了包括中书、枢密院、三司、吏部流内铨等在内的多种吏人,到熙宁六年十二月,北宋各统治机构中的吏人,都根本上有了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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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经济是变动生产的第一要素,俸禄的增加为更多吏人带来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极大地变动了官吏投入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很多吏人在办差时经常主动请缨,盼望“请重禄而行重法,受赇百钱,法至刺配”。

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是吏人预先向朝廷交付的“保证状”,即“有禄而不赃”,这是仓法得到良性发展的体现——在性质上是吏人对本身活动的主动束缚,而非被动规定,在整理吏治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奖与罚——设仓法以绝纵贪之弊

仅靠重禄是无法消除官吏贪财受赇的社会征象的,而仓法的进步之处就在于其施行中将吏禄与犯赃后的处罚轻重联系起来。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

不但如此,法令中还明白规定了对检举揭发之人的夸奖步伐,即告奸法,根据告奸法的规定,告奸者告发的受贿案件情节越严重,得到的赏钱也就越多,仅此一项还不够,仓法还规定凡检举告发者,除能得到规定的赏钱外,还可以将官阶上转一资,在告发有奖的激励之下,无疑增大了受赃的难度,从侧面减少了贪赃征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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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养廉必得厚禄,厚禄未必能养廉

1、廉政建设——仓廪实而知礼仪

在仓法施行后的一段时间里,贪赃恶迹确实有所收敛,“由是岁减运粮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盗以故不得纵”,由于俸禄优厚,官员们没有后顾之忧,故能以身报国,可以减轻地方官吏对百姓的盘剥,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层抵牾。因而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可见“加俸养廉”政策对北宋廉政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此外,实验仓法后,从主观上来讲,胥吏们有了俸禄,生活上便有了保障之后,在操办当局公务时能够更加安心职守,从客观上来看吏人不敢再妄自肆意索取财物,因而贪赃枉法案件比从前大为减少,连神宗天子都亲口称赞“此实良法也

2、澄清吏治,进步行政效率

从前文对胥吏概念的叙述我们大抵可知,吏人是宋朝各级政权机构中详细政务的实际操办者,可以说他们的办事效率与当局的行政效率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仓法推行之前,吏人们办事的方法和态度完全取决于能否得到贿赂以及贿赂的多少。为了索取更多的财物,他们每每会想方设法地故意拖延时间

以狱讼为例,在宋代行政司法实践中,大量的行政司法性事务都是由胥吏来完成,胥吏对诉讼活动的影响贯穿于受理、检察、实行各个阶段,这为他们的贪腐提供了可乘之机。

由于胥吏办事不力,府衙中常会积压大批刑狱案件久拖不决,严重侵损到案件当事人的切身长处,使其正当权益不能及时得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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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法推行后,“以不受赇故,乃更各要速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吏人不再人为探求捏词延误案件,如许一来,决狱的时间被极大地缩短,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和诉讼本钱,行政效率也因此得到进步。

3、最终结局——治标不治本

俸禄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俸禄程度偏低,则官员生活窘迫,自然会影响到官吏的积极性,弱化行政效率,且极易导致贪腐之风的盛行。不可置否,仓法中以俸养廉的思想是好的,但在详细施行的过程中,并未达到预期结果

实践证实,俸禄的高低与吏治的优劣并不成正比。胥吏受身世与文化程度的影响,少有像通过科举测验步入仕途的官员那样的“才情绝佳之人”,他们要想真正做到廉洁自律是十分困难的,高官厚禄的刺激有时甚至会成为他们在贪腐门路上的“加快器”,正是官吏尤其是胥吏道德素质的低下,决定了重禄无法根治赃罪。

仓法的订定与颁行,体现了统治者的良苦专心,然而这种良好的希冀并未得到所有官员的明白。发放优厚的俸禄,本该使宋代胥吏感激皇恩浩荡,更加恪尽职守、勤勉奉公,以天下为己任,但在实践中,厚禄却变了味道,成为吏人牟利的工具,还助长了奢靡之风的盛行,造成仕风日下与吏治腐败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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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北宋的繁华世景中,熙宁变法是一笔近代性的重彩,而此中的仓法是宋朝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更是王安石在吏禄制度改革中不可磨灭的贡献。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订定与施行,都有其特定的配景与缘故原由,仓法的出台以扭转宋朝前期官吏贪污腐化的杂乱局面为目标,其重禄治赃的办法澄清了吏治,对当时社会产生了肯定的积极结果。

只管仓法施行的时间十分有限,内容也并非尽善尽美,但其对宋朝以致后代的吏禄体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续资治通鉴长编》

2.《上天子万言书》

3.《梦溪笔谈》

4.《宋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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